必威bet体育福岛,与核为邻_尚文频道

  虽然日本大地震的震中位于宫城县海域,但震后最受关注的是福岛县。因为与核为邻,这个几乎有两个上海大的地方的命运,或发生改变。

  中国周刊记者  徐一龙  综合报道

  右掌切在地图上,市村尊广用笃定的口气说:“这里有条山脉,100多公里,辐射是过不去的。”市村尊广1967年出生在福岛,过去八年,他的工作是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福岛。而现在,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家乡。

  “鱼米之乡”

  市村尊广切中的山脉名叫阿武隈高地,南北走向,再往西,还有一条同样南北走向的奥羽山脉。两条山脉就这样把福岛县从东到西分成三个部分。发生核泄漏的福岛第一、第二核电站都在最东面的沿海地区。

  那两条绵延100多公里、平日看在眼中的山脉,至少给福岛本地人极大的安慰。辐射会先被阿武隈高地拦截一下吧,这样郡山市(福岛县中部一市,日本行政区划市在县下)的樱花可以少受影响。辐射也会被奥羽山再拦截一下吧,这样,福岛县西部的“雪国”――这里遍布了著名的滑雪场――也会保持宁静。

  这是最好的结果,不过,对市村而言,同样要考虑最坏的结果:“如果核辐射得不到彻底解决,可能近期不会再有游客来福岛了。”

  市村尊广的整个少年期都在家乡度过,在东京读完大学后,又回到了故乡,成为福岛县一名公务员。八年前,他就来到上海,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工作。2008年,他成为已经开设四年的福岛县上海事务所所长。

  也正是在他的任职期,福岛开始被更多中国游客关注。十年前,福岛到上海的航线就已经开通,可乘客基本都是在上海工作的日本人,大概三四年前,更多的中国人选择前往福岛旅游,现在每年大陆游客有一万多人。

  几乎同时,日本人对于福岛的观念也在发生某些变化。

  最近四五年,必威app下载,更多福岛年轻人开始向往到大城市去。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后,日本经济开始缓慢的复苏,最明显的表现是,大城市的机会变得更多,也更有吸引力。“就像江浙的年轻人,更多地到上海发展一样。”市村尊广说。

  而东京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,则开始陆续来到福岛定居。福岛与东京不到300公里,新干线开通后,一个半小时之内即可到达。更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变化,一些四五十岁的日本人开始“讨厌”东京,“一些日本人也开始反省,什么是富裕,是不是在大城市拥有大量的金钱、商品,才是富裕的生活呢?”市村尊广说。

  而在这个心态下,更多在东京的福岛人,甚至东京本地人,把福岛,这个生活节奏相对缓的、房价只有东京一半的地方,当作新的家园。

  市村尊广说,福岛县政府对于这些新“移民”也做了很多工作,包括介绍房子,介绍工作,安排与当地社区居民的联谊。

  福岛显然是个“宜居”的地方,它的面积有上海两个大,可人口只有200万,是上海的十分之一。在日本,大城市和地方的差别并没有那么的巨大,福岛的工业区有松下、索尼、佳能等大企业的厂房。稻米和海鲜非常著名,每年4月10日左右,郡山市的樱花就会盛开,吸引着数以百万的日本人前来玩赏。

  它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也在增加,游客们在玩腻了东京、大阪、横滨等大城市后,越来越多的人,前往福岛、九州这些自然风光秀丽的地方。旅游业的比重逐年上升。

  如果没有核危机,4月的福岛该是樱花盛开,游人如织了。

  核与历史

  在日本,每个小孩子都会被教育说:日本是唯一一个受到核武器打击的国家。可是广岛和长崎都在遥远的西海岸,最近的广岛也距离福岛有1000多公里,核的威胁并没有直接影响过福岛人。

  核开始真正进入福岛的历史,是在1967年。那一年,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筹建。反对者的声音随即响起。市村尊广少年时,也常常看到大人们头缠白巾,拿着写的“反对”的旗子,在街上游行。

  可核的来到,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早在1955年,日本通过《原子能基本法》确立了核能开发的原则。在福岛开建前,东京电力公司最初的选址是东京附近,由于当地居民激烈抗议,最终地址确定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福岛东海岸。

  至于福岛本地,并不使用东京电力公司提供的电力,而是使用东北电力公司提供的电力。福岛核电站的电力主要供应东京,这也是大地震后,东京电力紧张的重要原因。

  核的进入不过40多年的历史,而这注定要成为福岛历史中重大的事件。

  更早的历史,福岛交集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矛盾。

  福岛非常崇尚武士道精神。在市村尊广看来,电视上福岛灾民们不抱怨,对救援者感恩的表现,也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体现。

  福岛人更愿意相信,日本最后一个武士就在福岛。

  在日本近代反对幕府统制的战争中,一群忠于幕府将军的十六七岁少年组成的“白虎队”被围困在福岛会津地区的饭盛山上,并最终集体自杀殉主。虽然德川幕府的失败,导致还政于明治天皇,并使日本走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,但日本人,特别是福岛人尤为尊重“白虎队”所体现的武士道精神。

  福岛近代最著名的人是细菌学家野口英世,这个曾在蛇毒研究上震惊过美国医学界的医生,1928年在非洲去世,当时他去那里考察黄热病,并感染此病。现在,日本政府专门设置了“野口英世非洲奖”,以表彰在非洲作出贡献的传染病专家。

  无论维护幕府统制的“白虎队”还是传播科学的野口英世,都在自己的家乡广被纪念。市村尊广说,至今在会津地区,对青少年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视。很多福岛的日本青年因为野口英世而走上学医的道路。

  福岛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,园谷英二。他创造的“奥特曼”总是危难时出手保卫地球。在福岛的机场和很多商店,都摆放着奥特曼的模型和商品。而当核辐射袭来时,人们能依赖的“超级英雄”是坚守在核电站的工程师们。

  “安全岛”

  福岛核电站泄漏后,最糟糕的时候,是英国的专家声称,不排除对福岛核电站进行“封堆”――用混凝土将反应堆彻底包裹――这是对泄漏核电站彻底失控时采取的手段。历史上,只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使用过。

  “封堆”只是将问题隔离,而不是将问题解决,一旦封堆,福岛将会出现一个无人区,而且后患无穷。这是和平时期,城市与核最糟糕的关系了。

  这一切,都大大出乎福岛人的预料。

  市村尊广是在上海看电视得知日本大地震的消息,震中的宫城县就在福岛县北侧,在第一时间,他预计到福岛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,但从来没想到会出现核泄漏。

  福岛人对核电站泄漏的担心,早在20多年前,就已经慢慢消淡。

  市村尊广在小学时,曾经被组织参观过核电站,核电站的反应堆定期会有停机检修期。小学生们在核电站,不但感受科技的巨大力量,更被告知安全是如何造就的。“检查有几十道工序,总之很安全。”

  在核电站筹建初期,日本政府也频繁地在媒体上宣传核电站的安全性。“日本人最讨厌隐瞒,要求一切公开。”市村尊广说。

  最终,核电站开始在日本建设十多年后,反对的声音逐渐微弱。普通公众的判断基于两点:一,核电站是安全的;二,日本资源匮乏,需要核电。

  就这样,必威bet体育,在更多的福岛人看来,核电是安全而必需的,福岛也是一个安全岛。

  核电安全性,则在此次遭遇到巨大的颠覆。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副总干事钱积惠在此次日本核危机事件中评价说,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靠外部电力维持,停电后,按其应急机制,柴油机应该补上发电。但后来证明柴油机也在地震海啸中失灵了。在9级地震面前,必威体育苹果下载,任何防御系统都有失灵的可能。

  而更早被颠覆的,是达到安全的手段之一 ――保持透明。

  这是1955年,日本通过的《原子能基本法》确立的核能开发三项原则之一,其他两项是民主的方法和独立的管理。

  2002年,东京电力公司被爆修改核电站检修记录,而在两年前,就有内部员工对此进行举报。当时的福岛知事佐藤荣佐久大为震怒,要求福岛核电站17个反应堆停机检修,并拒绝了东京电力公司提出的为第一核电站兴建第7号、第8号发电机组的请求。

  佐藤知事还强烈要求国家和东京电力公司“确保包括事故信息在内的信息的透明性”、“确保地方对与安全具有直接关系的原子能行政的权限”。

  而此次3.11大地震后,透明性则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。

  大地震后,福岛核电站1号、3号、2号、4号机组相继出现了爆炸,日本媒体在电视直播中厉声逼问东京电力公司高管“把话说清楚了!”的场景,也符合了公众对信息透明的迫切心理。

  截至本刊发稿时,福岛两个核电站的危机仍未解决。核辐射对福岛造成的影响,亦尚不能评估。

  1979年,美国宾夕法尼亚三里岛发生五级核事故,这是世界上第一起严重的核事故,虽然没有人员伤亡,但导致美国30年来停建核电站。

  1986年,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7级核事故,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明确数字,数十万人因此患上癌症,这也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。

  福岛核泄漏事件截至发稿时,仍被日本定位4级事故,而国际专家普遍认为其应为5级或6级事故。

  它将也会改变什么吗?

  在东京涩谷街头,数千人举行反核游行。那是市村尊广少年时才见过的情形。

  市村尊广在3月29日受命回到福岛,他希望能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看郡山市的樱花。这些年因为工作太忙碌,上一次和家人去看樱花,还是四五年前。不过,他不可能回到自己母校――双叶中学了,那里距离第一核电站不过三四公里,而在核泄露发生后,核电站周边30公里的居民都被疏散了。

  一些发生了变化,一些仍将继续。这可能是唯一能确定的事情了。

  未完成的切尔诺贝利

  1986年4月26日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,造成严重后果。它所在的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成为无人区。它还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。二十多年过去,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政治上的影响几被消化,但核泄露的威胁,仍未真正画上句号。

 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  北京报道

 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,剧烈的爆炸声划破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的平静。直到当日傍晚,当地居民才知道,镇上的核电站爆炸了。

 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,使得这座城市几成空城。持续了多年,人们至今仍在尽力消除其影响,也在探究当年灾害事件的真面目。

 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(IAEA)认为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并不多。不过,2006年4月18日,绿色和平组织发表报告称,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27万人患癌,因此死亡的人数达9.3万。

  报告并不能为这起事故收尾,最新的消息是,密封大量核燃料的“石棺”已出现裂痕,乌克兰当局希望用“钢外套”完全覆盖“石棺”,防止再次发生核泄漏。但这项耗资1.25亿美元的工程,除了缺钱外,操作不乏难度。

  “对切尔诺贝利的清理、监测、维护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现在仍有不少工作人员在那里工作。”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副总干事钱积惠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  经历切尔诺贝利事件

  在切尔诺贝利4号机组发生爆炸时,钱积惠正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。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五。作为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成员,一等秘书,晚上他前往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处官员家赴宴。

  饭吃到一半,主人离席接了个电话。回来表情严肃地告诉他,切尔诺贝利出事了,苏联报告给了国际原子能机构,后果可能很严重。处于冷战期间,苏联对国内和西方一直封锁消息。这是首次向外界透露切尔诺贝利出事的信息。

  很快,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受邀前去苏联考察,并坐直升飞机观察了一圈。他回来后,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了百人的大会。西方国家派观察团前来参会,他们急切地要知道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什么。

  事故比想象中厉害,“之前核工业界认为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事故,十分震惊”。

 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7秒,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操作员进行安全实验,但在解除了安全模式之后的操作,本身充满风险。另加上机组本身的设计缺陷引发了爆炸。80吨核辐射燃料喷射状冲向高空,进入气流层扩散,并引发了大火。

  执行救火任务的消防员成为最先走上祭坛的群体。一名名叫比尔贡的消防员回忆到,在灭火的过程中,突然发现一根粗大的铁棒卡在了车轮上,于是伸出没来得及戴手套的手,把铁棒拽了出来。后来,比尔贡感到一阵阵恶心,接着不停地呕吐起来。他被救活了,但他很多同事没躲过劫难,他们后来躺到了铅做成的棺材里。

  核电站位于现在乌克兰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处,使得大量的核放射物质污染了乌克兰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三国。由于前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,信息并未及时、透明地披露给老百姓,加之大火迟迟没被扑灭,加剧了百姓受到危害的程度。

  最终,经过地面人员的抢修,爆炸的4号机组被混凝土浇灌的“石棺”密封起来,爆炸反应堆周围30公里半径范围被划为隔离区,撤走所有居民,用铁丝网围了起来。

  但同时,灾难也向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蔓延。

  钱积惠给中国拍回了外交电报,把了解到的情况尽快报告给国内。在维也纳,由于惧怕污染的大气颗粒,他看到公园里平时小朋友玩耍的沙坑被清理一空。人们带着口罩,在家里躲避这个看不见的魔鬼。

  当时,中国甚至也担心受到影响。

  1986年4月30日晚,新疆放射化学专家刘飚注意到当天晚间新闻说,核烟云已经飘到了北美上空,高度大约2000米。他正在医院陪伴住院的女儿。他马上判断,“位置与新疆的纬度大致相同,而新疆常年西北风,风源正好来自前苏联,核烟云有可能飘到我区上空。”刘飚迅速做出反应,立即着手拟定监测计划,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完成。所幸,几天后,检测结果显示中国没有受到污染。

  十年后的重新评价

  像一出连续剧,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在1986年上演,有人惊恐,有人长舒一口气,并一直未落幕。

  1996年,切尔诺贝利事故十周年,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了大会。傅满昌以中国驻原子能机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。

  他对这次会议印象很深。他对《中国周刊》回忆,国际原子能机构有个专门的调查组,向大会报告了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重新评价。受害国的代表最头疼的问题是“钞票的问题”,而其他国家代表更关注的是切尔诺贝利究竟死了多少人。

  他从会上了解到,“事故直接致死32人,大部分是消防队员。后来受剂量影响去世的人数量不确切。受污染地区的人口有多少,自然死亡率有多少,很难判定。”

  调查组还对社会传闻进行了回应。“比如猪经过辐射以后像牛那么大,老鼠像猪一样大,那是不真实的。”

  当时还有人认为,与前苏联当时极力封锁切尔诺贝利的消息相反,独立的乌克兰有可能夸大事件的后果,以争取同情和支持。

  美国的一个媒体披露了这样的故事。1996年春天,美、俄、乌三国派出了一个联合考察团共9名科学家,来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上,同行的还有2名乌克兰国家安全部人员。他们遭遇了“食人鼠”,只有一人活着回来。在报道中,经辐射变异的老鼠有体长50多厘米,暗灰色的毛皮,外形像海狸。

  钱积惠也听到了这样的传闻。同年,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副总干事,在白俄罗斯的邀请下,他乘坐直升机来到切尔诺贝利。他跟核电站观察站的工作人员特地求证,是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,对方连连否认。

  “无人区并不像外界传言的寸草不生”。飞行员把拉杆一拉,低空飞行起来,螺旋桨运转产生的巨大气流,掀起了无人区内疯长的荒草。他看到,健壮的野猪、鹿等动物从中奔了出来。无人区里成为了动物的王国。只是生物学家后来发现,这里的鸟类比别处更容易患肿瘤。

  1996年,钱积惠还全副武装着进到了核电站厂区。十年前危害极大的辐射魔鬼已经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着,远远看上去,就是方方正正的“石棺”。

  这次,他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白俄罗斯来带了援助项目,油菜籽。在广袤的无人区内,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这种为柴油提供原料的作物,不进入人的食物链,安全又经济。他还受到了白俄罗斯总统的接见。

 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,60%的漂浮物随风向进入白俄罗斯,其国家全体居民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。

  未完待续

  1986年之前,提起切尔诺贝利,联想到的是,松树和白桦树挺拔地站在那里,森林内布满河流,鸟语花香。1973年开始在这里修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,曾经是苏联人民的骄傲,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可靠的核电站。

  的确,苏联成就了切尔诺贝利,但是苏联也“毁”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上。戈尔巴乔夫后来说,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五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,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。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,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。”

  2006年,在俄罗斯政府的邀请下,记者团曾走访这里,这离灾难发生过去了20年。他们看到,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仅有2公里,当年居住5万居民的普里皮亚季镇已经成为一座破败不堪的空城。

  竖着大烟囱的核反应堆像停泊在干船坞的笨重汽船,毫无生机;市政大院游泳池上时钟的指针已经冻结了20年,这里的时间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:23凝固了;废墟上时不时能看到生锈的铁牌,上面“为了下一代保护环境”的字样还清晰可见。

 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隔离区的边缘,竖着一块警示牌,上面醒目地写着:“警告!没有隔离区管理部门的许可不得进入!”未成年人,也被明令禁止进入。

  若干年后,这里整体上的辐射比较高,如废弃的机械场内,平均辐射是每小时800至1200微伦琴,而人体不能超过每小时20微伦琴。

  不过,这仍然阻挡不了极少数老人回乡的决心。在切尔诺贝利的隔离带中,有极少数故土难离的老人。他们宁肯定期接受身体检查,也要守在这儿。而大多数原来的居民,带着灾难的记忆,早已经散落到很远的地方。

  可以肯定,对切尔诺贝利进行维护与检查在事故发生后从未停止。

  时隔20多年,当年匆匆搭成的“石棺”已经出现裂痕,乌克兰方面计划搭建新的“石棺”,而这将耗费这个国家可能无法承受的巨额费用。

  即使新的“石棺”被搭建,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,一次次“封堆”只是将问题一次次隔离。

  有专家指出,要彻底消除这场灾难对当地人的影响,至少需要几百年。

  福岛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,此前就有篡改数据的劣迹;在此次核泄露事故后,也被指注入海水行动迟缓。

  福岛之鉴

  福岛核泄露是近20年来最大的核事故,或许,所有核电站都应从中再次审视安全问题。

  中国周刊记者  余芳倩  北京报道

  如果遇到日本这样的地震海啸自然灾害,中国的核电设施是否能保持安全,居民是否能得到妥善及时有效的应急保护呢?中国从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呢?

  加强透明性

  “首先,应该对核电企业加强监管。”王子木(化名)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说。

  王子木上世纪80年代曾去考察过日本福岛核电厂,看到的是宽敞整洁的厂区,像医院一样美观。

  “当时我问厂长,您这里还有什么安全隐患?厂长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事故,所以大家警惕性很低。”他回忆说。

  这个担心没有事故发生的厂长应该感到难堪,实际情况完全相反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,在过去十年内,东京电力公司对其下属核电站反应堆核心结构出现裂缝瞒而不报,甚至不惜篡改数据、伪造安全记录。

  东京电力有60年历史,是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投资商,供应了日本一半的核能发电量。业内人士分析,其篡改的直接意图是延长福岛核电站的使用寿命,以更多地创造经济效益。但由于错过了历次小事故曝光的机会,使得小问题不能得到警惕和改善,终于在大考验面前“露馅了”。

  上海国核自仪公司前董事长,上海核学会领导傅满昌告诉《中国周刊》记者:“此次日本核电事故的原因,其中之一是日本福岛核电设备老化、陈旧而容易产生问题。”

  那么,中国核电厂在运营中如何杜绝此种事件发生呢?

  “中国有相关的条例,在运营中有问题要立刻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,停止运行来检查。但不能保证所有的核电厂,应该往上报的事故都报了。所以要进一步加大信息的公开、透明程度。核电厂不能包着小事故不报告,不能数据不准确。”傅满昌说。

  他解释,经济效益是核电公司行为出现偏差的一个诱饵。因为核电厂停工一天,损失上千万元。按规定,核电站核燃料运行12个月或者18个月要进行换燃料工作。趁此机会,核电站进行检修。但是有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,缩短检修时间。这让傅满昌很担心,“应注意不要为了经济效益缩短检修时间,应该确保检修得到质量保证。”

  危机时的取舍

  在王子木看来,东京电力公司的运营体制,也会导致一种懈怠和骄傲。据他回忆,20多年前的东京电力公司核电厂有一个检修部,但是检修部的人很少,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其他机构。“东电主要负责安排活,就像我们当年的生产队长一样。当时福岛电厂有六台机组,东芝和日立两个承包商,每家都派三百个人在现场住着,有问题马上就替东京电力检修解决。这两个公司‘比着干’,连电梯都是一家一个,竞争很激烈,服务很好,这造成了东京电力公司的‘不警惕’。”

  那中国核电站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?

  傅满昌曾经任大亚湾核电站法玛通技术队中方队长。他认为,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太可能。“中国是业主负责制。大亚湾核电站有自己的工程公司,负责专业的维修和检查。”

  在这次事件中,外界质疑东京电力注水行动迟缓,中国某核电公司工作人员说,“我能理解东京电力在注入海水时的痛苦,因为一旦注入,核电机组就报废了。可能一开始,东京电力还没意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,还想维护机组的商业运营。”

  这就给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命题,在危机时刻做决策时,“保机组还是保安全”必须有所取舍。

  核电公司是商业公司,其公司的投资运营考虑利益无可厚非。但核电站事关公共安全,极需以社会公器的意识来运营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,以安全统帅商业利益?

  “这需要政府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,理顺各部门的权责,谁主管谁负责,加强核电站的监督管理意识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。

  《原子能法》迫在眉睫

  “中国政府的安全意识是非常强的。从核电站的选址、施工、运营到质保各个环节有严格的一套核条例来指导监督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秦山二期总设计师叶奇臻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  钱积惠也对此赞同,他指出,国家核安全局成立之时,所依照之条例,跟国际原子能机构几乎完全相同,“比较先进、比较全面。”

  业内人士指出,中国有一个核电灾害应急小组,包扩核安全局、国防科工局、发改委、卫生部、外交部等。一旦有紧急情况可联席开会,调动资源。

  这是中国核电工业的积极一面,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,中国核电站制度保障均是技术层面的条例规章和政府的要求,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。目前,中国是世界上在建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,一部法律,全面指导、监督、管理核电有关的问题显得至关重要。

  “《原子能法》的出台能明晰责权,进一步加强核电的安全监管意识。”接受采访的各方专家如是说。

  实际上,从上世纪80年代起,《原子能法》的起草一直在进行中。“我所知道的是,集团公司一直在呼吁原子能法的出台。”中核集团有关人士说,“起草了好几稿了,但就是没出来。”

  业内人士指出,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是政府部门和相关集团,在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方面还没达成共识。现在对核电站主管的部门有发改委、核安全局、国防科工局、卫生部等。多头共管,责权不够明晰。在国外,管理监督核电站有专门的一个机构来进行,“谁主管谁负责”,如美国的核安全委员会。“中国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核有关的问题。”

  这或许对另一个问题有帮助。当前,俄罗斯、法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的核电技术在中国开花。在傅满昌看来,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。但实际上,选用何种核电技术,不只是个科学问题,也是个政治问题。动辄上千亿元的合同,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看。

  有专家寄希望于《原子能法》的出台,形成一个权责统一的主要机构为此统一管理。但也有专家对此表示不同的看法,原子能法可能不会细致到这种程度。

  “日本核电事故发生,会催生原子能法的尽快出台,国务院已经在考虑此事,应该快有动静了。”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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